1947年，一个副司令路过湖北黄安时，经过老家村子，就上前敲开了自家大门，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却问他：“长官，你是谁呀？是来我家歇脚的么？”
那一天是1947年9月17日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大别山的丘陵被染成一片金黄。郑国仲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位副司令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土黄色军装，左眉一道疤痕在夕阳下格外显眼。
他带着部队急行军，路过黄安七里坪镇自家村子时，忍不住向司令员刘伯承请了两个小时的假。他知道，部队正被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追击，这两小时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家的机会。
走到家门口，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夯土房映入眼帘，茅草屋顶塌了一角，门板上还有刀砍的痕迹，那是1929年民团清乡时留下的伤疤。郑国仲抬起手，轻轻敲了敲那扇杉木门，心跳得像擂鼓一般。
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佝偻着背、缠着小脚的老太太站在门后，头发花白，双眼浑浊，像是被“气蒙眼”（白内障）折磨了多年。
她抬头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大的军人，带着楚剧腔调的嗓音颤巍巍地问：“长官，你是谁呀？是来我家歇脚的么？”
郑国仲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。他多想喊一声“娘”，可十八年的分离，母亲早已认不出他这个幺儿。他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军装，左胸的“八路军”字样早已摘除，只剩下一片褪色的布料。
十八年前，他还是个穿灰布衣的少年，跟着红四方面军西征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母亲怎么能想到，眼前这个佩着勃朗宁手枪的军人，就是她日夜盼望的儿子呢？
郑国仲强忍着泪水，蹲下身，轻轻握住母亲那双像松树皮一样粗糙的手，放到自己脸上，低声说：“娘，你摸摸我，看看我是谁。”大别山有种老习俗，叫“摸亲”，老话说“儿离母，骨走肉不走；娘摸儿，皮变骨不变”。
母亲的手指颤抖着，缓缓抚过他的脸颊，摸到左眉那道疤痕时，手猛地一抖，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“幺儿，是我的幺儿啊！”她哽咽着喊出声，枯瘦的手死死按住他的脸，像是要把十八年的思念都揉进骨头里。
屋子里，灶台上挂着熏黑的竹箕，墙角堆着几颗干瘪的红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。郑国仲扶着母亲坐下，目光扫过这间破败的老屋，心如刀绞。
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后，国民党搞“五家连坐”，红军家属不敢通信，母亲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，盼了十八年，连眼睛都盼瞎了。
他多想多陪母亲一会儿，可腰间的军号声已经响起，战友在村口催促，部队必须继续前行。他只能咬着牙，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塞到母亲手里，低声说：“娘，我得走了，保重身体，等仗打完了，我一定回来接您！”
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，郑国仲终于兑现了诺言，把母亲接到北京团聚。可母亲却怎么也住不惯城里的房子，坚持要睡炕头。郑国仲特意请来木匠，仿照黄安老家的样式，打造了一张雕花木床，母亲才露出笑脸。
那些年，他把所有的奖金都寄回老家修敬老院，只为让更多孤寡老人有个依靠。他还在书房挂了一幅“娘摸儿脸”的炭笔画，每每看到，总会想起1947年那次短暂的重逢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1947年的那次重逢，只有短短两个小时，郑国仲甚至来不及和母亲多说几句话，就匆匆归队。据刘伯承的秘书李达日记记载，郑国仲回到队伍时，双眼红肿，全队肃然。
那一刻，他是军人，也是儿子，忠孝两难的痛楚像大山一样压在心头。而母亲那句“你是谁呀”，更成了他一生的刺——十八年未归，母亲连自己的模样都记不清了，他又怎能不愧疚？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多少军人像郑国仲一样，背负着家国的重担，却连母亲的面都见不上最后一面？
黄安是黄麻起义的发源地，十万儿女投身革命，留下无数像郑母一样的老人，守着空屋，盼着儿归。
郑国仲后来成为开国少将，但他始终忘不了1947年母亲“摸亲”的那一幕。那双枯手抚过脸颊的触感，成了他最珍贵的记忆。
母亲去世后，他常对儿孙说：“不管走多远，骨肉之情是割不断的。你们要记得，家是根，国是本，缺一不可。”这句话，也成了他一生的信念。
权威来源《红安县志》《刘伯承军事文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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